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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文学院手记:一个班的15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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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国作家网 | 周茉  2019年05月08日08:00

01

36岁的张俊雨拜托他的同学们,每人帮他录一段话。他想给这段日子留下点什么,以后能听听这些声音,也让妈妈和大姨知道,自己过得挺好,虽然和他最亲近的这两个人都已经不在了。

在张俊雨班上,有37位同学,他们都是普通人,却难体味普通人的平凡,他们的生活中,磨难与艰辛是常态。在中国残联与鲁迅文学院合办的残疾人作家研修班,十几天的短暂相聚对这个班的每一位学员而言,都意味着重新出发,无论文学还是人生。

班上的同学都很疼俊雨,拿他当弟弟一样照顾。俊雨是脑瘫,没上过学,妈妈和大姨的相继离世,让他在十几岁时去了福利院生活。俊雨爱学习,也爱写字,特教的一位志愿者一直在文学上给予他帮助。试着写第一本书时俊雨卡了壳,他索性暂时搁置,转而写起网络文学,成为搜狐签约作家。后来福利院的一位新院长鼓励他继续把书写下去,并通过中国残联联系到华夏出版社,2015年俊雨的小说《爱之花》得以出版。

俊雨的想法最初是对同学李梅讲的。“他给我发了很长一段话,他说写了一篇文章,写他的妈妈和大姨。今后大家难再见面了,他想让全班同学每人念一段,录下大家的声音,想同学了听一听,想老师了也听一听。”李梅说俊雨是幸福的,起码有念想,还能回忆起家人,在自己生活的城市长沙有一位残疾人朋友,一个男孩,从没见到过亲生父母,也并不想去寻找,“他们把我丢到福利院,如果真想找我,一定找得到”。

8年前李梅参加过鲁迅文学院青年作家培训,今天她站在407房间窗前,“又可以度过一段不食人间烟火、童话般的日子了”。李梅13岁遭遇车祸导致身体残疾,当时她爸爸在湖南省新华书店发行站工作,单位领导每周都会捧一摞书给病床上的李梅,她的病房成了图书室,大家都会去她那里借书看。《红与黑》《悲惨世界》《安娜·卡列尼娜》……“那个年龄的小孩子能看懂什么呀,就是特别渴望,老想读 。”

以前李梅只是借文字修身养性,还没意识到文学将在自己生命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14年前参加中国残联举办的笔会,当时一位老师说,很多残疾人远不像李梅的生活这么优越,在偏僻边远地区,或者在农村的,不夸张地讲,文学就是他们活下去的支撑。有一年李梅参加助残日活动,一位残疾人朋友的心愿是能够走出门槛,看看外面的城市,看看那些马路和建筑。对于行动不便的他们来说,有个心有所属的寄托能撑起内心空落落的地方。

年轻的谭杰是残疾人作家研修班的班主任。妈妈以前是聋哑学校老师,她常接触残疾人朋友,还懂一点手语。“接这个班时没有想太多,在内心觉得跟大家还是相对熟悉的。”真正感觉到难度凸显,是给学员们购买人身意外伤害险。入保险是鲁院培训的惯例,但这次,保险公司委婉表示一般不给残疾人入保险。经过沟通,谭杰统计了37名学员的肢体残疾程度报给保险公司做好预备。谭杰说,当我面对那个统计表,面对为数不少的肢体一级残疾、二级残疾,才开始感觉到这个班的不易。

02

如果没有上大学的姐姐给他寄书,没有后来自学古代汉语,韩报春现在可能和另一个患病同乡一样,佝偻着坐在村口石台上,日复一日地看人来,看人往。强直性脊柱炎是世界性难题,号称“不死的癌症”,12岁时韩报春住在阴冷潮湿的宿舍,久而久之落下了个这个病根儿,开始拄一根拐杖,后来拄两根,再后来就不会动了,走不成路,初中也没上完。

那时他唯一爱好就是看书,所有阅读来源都靠在四川念大学的姐姐,寄来的书什么类型都有,教科书也读,世界名著也读,先锋文学也读,梁晓声、史铁生都读过。韩报春最感兴趣的是初中课本里的文言文,离开学校后自学了河南大学中文系的古汉语专业。21岁时村里刚好招收代课教师,韩报春去了,一当就是7年。然而在新一轮教育改革中,由于没有教师资格证,最终还是被清退了。韩报春想,不行,还是得谋生。他去了一个水泥厂负责开关闸机,西北地区海拔三千米,噪音大,粉尘多,工资低,但是能在社会当中劳动。

韩报春十分清楚文学带给他的变化,“要是我没读书,没写字,可能就像村里得病的其他人一样,不敢出去,离开我们这个乡就没法生存。天下再大的地方,我有信心走出去。”他的小院子里种着花,连采访他的记者也没想到一个残疾人身上看不到一点颓废的精神状态。韩报春常想,残疾是呼唤平等的一种权利,但绝不是降低自己对文学艺术追求的借口。

李红都手上总拿着一个翻译器,在4米范围内,这个电子设备可以把人声变成文字显示在屏幕上。也许是天意弄人,李红都的妈妈本想把女儿也培养成像自己一样的音乐老师,女儿却在11岁时因为发烧注射庆大霉素后造成中毒性沉积性耳聋,上课老师点名听不到,别的同学碰碰她才反应过来,大家都觉得她出了毛病,像个傻子一样。

失去听觉让李红都觉得很耻辱,不愿与人接触,越来越沉默。有人建议她去聋哑学校念书,在那里她不再是特殊的,需要别人单独照看的孩子。李红都的父母却坚持让女儿在健全人环境中成长:“少数服从多数是社会的潜规则。残疾人这个群体毕竟是少数,将来要走向社会,就必须克服自己的障碍”。

上学时李红都一直被父母训练看口型,靠着一股子韧劲,初中毕业后她考上了洛阳重点高中,还是重点班的学生。打击在高考体检时来了——高校不招收有听力残疾的学生,李红都没有参加高考的资格。她去了一家工厂当车间检查员。

生存,是很多残疾人要面对的最基本也是最根本的问题。谈理想,对他们来说似乎是遥不可及的奢望。怎么养活自己,怎么在社会关系中获得一个被承认的身份、不被抛出生活之外,比其他任何都要迫切。来自安徽的诗人张璘身患小儿麻痹症,现实赋予他的理念是“你必须得先生存,然后再谈写作,再谈发展”。

完全不是自己喜欢和擅长的工作,为了生存,李红都在基层车间干了十年。命运的再次转折发生在一次征文比赛,单位发现了她的写作才能,把她调到党委,从事专业文字编辑工作。再后来,她自学考上本科汉语言文学专业,文化上来了,写作也越来越好。身边的故事,单位的职工,社会上的真善美大事小事…… 只要能捕捉到的,李红都全写下来。她有两个厚厚的笔记本,是同事在每次开会时帮她做的笔记,因为听力不好,开会时她什么也听不到,李红都说,不是所有人有耐心与听障人士交流,我不知道怎样走近别人,写作让他们通过文字认识我,了解我,甚至成为我的朋友。

03

很多学员如果没有接触到文学,没有将写作当成生命的一种支撑,“并不夸张地说,现在我们可能都死掉了”。谢常红是吉林人,患有先天性肢体残疾,小时候因为身体原因而性格偏执的她写过遗书。因为中学在20公里以外,又没有住宿和食堂,小学毕业后身边的同龄人几乎全部辍学了。

谢常红就想念书,爸爸托朋友找了一个距学校2里地的住所,八间房的小院子,有一张休息的床。白天有人上班,晚上一个老大爷守着,周围往来都是建材商店的工人。“连上厕所都害怕,夏天妈妈装的一大盒饭经常会馊,也得吃;冬天地上是冰的,夜里把围巾裹在帽子上或者干脆醒着取暖。”

14岁的谢常红在那里住了三年,每天放学回到小屋第一件事就是看各种报纸,《人民日报》《参考消息》《吉林日报》《城市晚报》《经济日报》…… 谢常红说,看那些新闻特别有意思,吃什么无所谓。学校的老师和同学将她视为掌上明珠,从没有人歧视或欺负她。“在家都没被父母这么照顾过,那时小儿麻痹症很普遍,屯子里都有,家里孩子也多,没人觉得你应该被特殊关照。”中学三年是她最开心的时光,一个差点走向死亡的小女孩变成了活泼的知心姐姐。

接触残联以前,谢常红很抵触残疾人的身份,不愿办残疾证,不愿将自己归属到这个群体中。“我拼命出去旅游,登山,干什么都是自己,我除了走路不好看,其他和正常人没有任何区别,就是这种心态”。由于要参加残联的各类文学活动,2016年谢常红办了残疾证,和很多残疾人成了朋友。每个人都有他的故事,每个人都有他内心的坚守,对文学的热爱,对艺术的追求。谢常红说,很遗憾没有早点认识大家,让我震撼,也让我骄傲。在这样一个乐观而开朗的群体中,羞耻本身就是一件令人感到羞耻的事。

不是所有人都像谢常红那么幸运,用一个词形容刘爱玲写作前的生活状态,是“绝望”。因为身体缺陷,让一个人的精神掉进深渊,为了生理的活着在她看来没有意义。从10岁起,刘爱玲就作为一家之主承担起照顾整个家庭的重担。她不太想提及往事,说那是另一个版本的《悲惨世界》。“上学时最怕天气不好,回不了家,连馊饭都没有,只能饿着。冬天没衣服穿,拄拐杖裤子磨得快,绒裤在膝盖那里能磨出洞。脚上冻疮流脓,膝盖冻疮也流脓,上课就把手放在病腿膝盖的冻疮上捂着。”以前吃的盐是大颗粒的,为了让膝盖尽快好转,刘爱玲捡最大的那粒盐,“有绿豆那么大”,一个伤口里头塞一颗。

没人关注一个身患残疾的小女孩在成长中经历了什么,刘爱玲的周记每次都是两个版本,交给老师一版,是大家都会说的那些话,留下的版本才是真正给自己的,那也是她最早的写作启蒙。文字是刘爱玲在困境中左冲右突的一把剑,是至暗时刻长出的须根,从瘦小到壮大,从脆弱到坚强,现在回头看,她救了自己。

04

中国作协与鲁院对这个班的重视远非请什么文学名家教学、进行什么样的活动等等如常,从策划这期研修班、确定学员人选到迎接学员入院开课、确保顺利进行课堂活动与日常生活起居,鲁院的教师们成为了实实在在的幕后工作人员,时刻付出着辛苦,记挂着这个班的衣食住行。

鲁院录取通知书发出之后,有几位学员给谭杰打电话——被录取的学员李文是听力障碍,表达受限,听不清他说什么,只能听出他难掩的激动;年龄在50-55岁之间的鲁飞(当时还没确定是否要录取这个年龄段的学员)从晚上十点半到第二天清晨,给谭杰发了好几条短信希望能被录取;还有几位因为各种原因最终没被录取的,中途也多次联系希望可以争取机会……

谭杰发现他们有特别执着的一面,尤其对于机遇格外渴望。培训开始后,学员们的表现与预想的不同,他们更加自立,更加要强。中国残联派了两名工作人员住在鲁院,加上鲁院培训部的几位老师,保障可以24小时为学员们提供帮助。在老师们想要提供帮助时,学员们经常选择婉言谢绝,他们习惯了用自己的方式、自己的能力解决问题。

有学员说这个班是“一群摇摇晃晃的汉字”。每个残疾人都有一部苦难史,班长赵凯说,不幸的故事都相似,幸福的故事各有各的幸福。因为家庭条件不好,何桂梅成年后才通过写信众筹的方式做了手术,穿上第一双合脚的鞋;对于自己在30岁时忽然被纳入残疾人群体,有了正式身份,安扬说不出是什么滋味;由于医疗事故,身有残疾的邢馨元上学时差点被劝退,做了母亲的她在每天陪孩子读绘本中重拾了以前创作儿童文学的童趣与天真。

他们用写作回应命运的颠簸,用文学在生活的暗处披荆斩棘,为自己开辟一条生的出路,垒砌触摸世界的阶梯。现在,他们中的很多人已经拥有美满幸福的家庭,拥有可爱的孩子,在外人看来,一切痛苦与不幸似乎都已远去。但他们所处的生命状态或曾经遭遇的坎坷,并非依靠“励志”二字就能为灵魂的创痛挂一枚光鲜的荣誉勋章。回到日常生活,依旧困难重重。

婚后15年,刘爱玲的丈夫都没回过父母家,因为家人无法接受一个有身体残障的儿媳妇,这不是个例。婚恋问题对于大多数残疾人都异常艰难,甚至残酷。赵凯并不避讳这个现实,“能与我真正进行精神对话的女人是不会看中我的,我结婚首先考虑的是能照顾我。”

作为新疆广播电台的一名媒体从业者,学员邹立红常接触与她一样的残疾人朋友,很多人在寻找伴侣时都会将就一下,凑合一下,找到心灵层面的对等比健全人更为困难。邹丽红说,社会对于残疾人群体的关注不是提供基本生活保障那么简单,更需要真正了解这个群体的精神诉求,需要人文层面的关怀与帮助。

灵与肉不可分割,肉体上经受苦难,精神上总会生出被磨砺的褶皱,难以抚平。邹立红从小很少喝水,因为没法在外上厕所,只能自己憋着,干脆就不喝了。长久以来养成习惯,公共场合几乎不去卫生间,有了欲望也会忘记或者忽略。诸如这样的细节每个残疾人都会有,听他们讲自己的故事,邹立红心里是复杂的。

“每每有残疾人类似发言时,一方面我会感动,一方面我又想去屏蔽它,因为我觉得有点多”。邹立红所谓的多,不是对人与事的厌倦和疲惫,在一遍又一遍的讲述中,在某种程度上是以类似揭伤疤的方式回望自己的经历时,残疾人群体能否真正实现精神上的成长。

“这是最重要的,是一辈子的事情。我们希望自己和他人能有第三只眼,不论从个人成长,还是从整个群体,能有一只温和的第三只眼。不那么偏见,不那么暴躁,不那么凄苦、那么假乐观,是真的很温和、很平静的第三只眼来看待自己,还有残疾人群体的状况”。

不可否认的是,自卑是残疾人普遍存在的心理问题,或者不能称作问题,而是客观事实,哪怕很多人已经能够正视自己的身体缺陷:“自卑的心理会永远存在,摆脱不了,但这也能让我们用健康心态不断调整,慢慢强大”。

05

邹立红曾参加过一个公益活动,带残疾人朋友泡温泉。很多人肢体有残缺,这对他们是莫大的挑战,即使身边都是相同情况的朋友,即使和志愿者都朝夕相处。大家相互鼓励着,搀扶着,从抗拒到尝试,从担忧到放松,在流动的水中感受着生命的自在与精神的自由,像孩子一样快乐。邹立红记得,一个坐轮椅的维吾尔族女孩被志愿者抱上抱下时的笑容,“她没有这样的机会,被别人如此喜爱和照顾,生活中很多目光都透露出异样甚至嫌弃”。

实际上,残疾人群体需要真正意义上平等的、具有人文关怀的环境,哪怕只是一个偶然的契机。有人可以在瞬间豁然开朗,有人依然少不了漫长的心理建设,但只要开始了,就意味着有了能往前走的路。邹立红在各种体验式采访中感到,一些年轻的残疾人与他们那代不一样,医疗的进步、选择的多样与资讯的丰富让他们相对少了些脆弱和敏感,心态更开放,个性更突出。一个“90后”盲人小伙子不愿做按摩师,他喜欢音乐,去了专业学校学习调音,老师对“90后”盲人调音师的要求丝毫不会降低,面对的社会是一样的,公平竞争,没有人因为你是盲人就给与给予特殊优待。

现在邹立红能平静地面对残疾人的身份,也能面对这个身份在社会活动与人际交往中的任何境遇。邹立红说,自己的状态是不会刻意标签或回避。对别人的反应已经不会太在意,走在路上有人回头看,能够理解,别人的热情帮助也会心存谢意并坦然接受。“内心坚实的东西不是外界赋予的,也不是人文关怀能全部提供的,只有自己能给自己,热爱的文学、感兴趣的事情都只是辅助的手段。”

命运的裂隙成为记忆的影子,唯有韧性,存在于苦难之上。当生活把朱丽秋的一切都拿走的瞬间,她的世界崩塌了。先天性脊柱裂让她有过一段难以诉说的日子,很多手术无法使用麻药,包括怀孕生产。自尊不允许她向别人倾吐,“我跟所有人表面维护着,行,我还挺好的,只有自己知道,彻夜无法入睡,大把大把吃安眠药,很短时间内头发就白了。”

悬于崩溃一线,朱丽秋忽然觉得,人生不该这样。拿起笔开始文学创作的那一天,从五六岁时起读的书滋养了她。她常说自己的人生是删除键,不愉快的人、事、情绪都删除掉,保持着快乐的心态,所以她写儿童文学,成为了中国儿童文学研究会理事。

这些缓慢而平静的讲述,是她今生都不愿意对别人说的话。疼吗?真疼。痛吗?也真痛。“但我很快乐,我天天写儿童文学,我永远是个孩子,不高兴了就会说我今天生气了,我不装,也不瞒。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痛,我自尊、自爱,不卖这个痛,不卖这个惨,我自己知道就够了。”朱丽秋将近50岁,人到中年,她希望自己坦坦诚诚、正正当当地走下去,直到生命画上句号。“有一天站在上帝面前,我会告诉他,我这一生过得很丰富。”

06

谭杰常思考,大部分残疾人没有机会受到很好的教育,在他们遭遇痛苦和磨难时,几乎是靠自己的能力走出困境,如果有专业心理辅导和知识培训,他们或许会少走很多弯路,过上更为开阔的不一样的人生。

不只这期鲁院研修班,社会上每一次公益活动,每一次为残疾人群体提供的机会,敞开的格局是比知识或体验本身更重要的进入,在探索与平衡之间,每个人审视自我,审视他者,建立参与社会行为的责任意识,重新思考和认知作为独立生命个体的“我”,以何种方式行走于这世间。

有人不再将“残疾人”这三个字看成狭隘的标签,对群体的圈定是为了给予更多扶持,这也是一种关注和爱护;有人消解了内心的锋利,不给潜存的人生可能设限;回避写残疾人题材的作家不再畏惧触碰那些生命历程,正视存在的真实;囿于自我悲欢小天地的作家将笔触伸向山川河流,伸向社会肌理。在互动的空间中,在开阔的视野中,大家尝试并不断融入和理解彼此。

一位学员说,不再因为自己的要强与自立而站在道德制高点去看待所有残疾人群体,要求他们做出成绩,“有各种复杂因素造成每人不同的状态,即便同为残疾人也并不能确切地感同身受,已经承受身体的障碍,用玩的快乐减轻精神的痛苦也是一种方式,后来我懂了。”

鲁院残疾人作家研修班结束的前一晚,大家聚在一起联欢。同期在鲁院与北京师范大学联办的作家研究生班学习的“90后”作家梁甜甜写下了这样一段话:这该是宿舍里最难眠的夜晚。格外努力的学员们,大多明天便启程回乡了。他们拽着夜色的尾巴,他们唱山水,唱祖国,唱青春。他们明明在肆无忌惮地笑,我的心,却只听得到树影的哀伤。

尽管这个班即将结束,谭杰看到他们在群里的聊天,还有他们写的鲁院回忆,仍然会掉眼泪。“我很少再在群里发声,只是看着他们聊。专家们的授课内容,也许很快会被淡忘——我们很难抵挡时光侵蚀记忆的力量,但鲁院搭建起了一个平台,让一些精神无处安放尚在徘徊的人,感受到了文学的魅力和力量,让他们在三周时间内,找到了心灵契合的另一些人,希望由此,原本苦痛的人生多少能得以慰藉。”

学员曹树青心里已经将在鲁院的这段日子放进了她即将完成的故事里。她爱美,常和女孩分享小秘密:左脚垫一寸多厚的鞋垫,左腿穿的厚毛裤,由于神经循环不好也感觉不到太热;也爱和大家聊天,聊他们的日常,他们的内心,他们的发现。曹树青说,这个班的每个人都是我故事里的主人公,每个人都是上帝的宠儿,我要像素描一样把他们画在集子里。

(照片为部分学员提供,记者邓洁舲对本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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